第142章 华人反应

天快亮了。

武吉知马山脊上，最后一颗照明弹在夜空中缓缓坠落，惨白的光芒照亮了山脊上那些低矮的工事和散兵坑。

日军第24旅团的士兵们蜷缩在潮湿的泥土里，握着步枪，盯着山下的方向，等待着硝烟黎明的到来。

山麓下方。

南华军第2师的士兵们已经在陆续进入指定位置，分发弹药、啃着军用干粮。

卫生队的帐篷里，林文庆跟着一众军医把手术器械一件件排列整齐，在酒精里泡好，准备迎接接下来的伤员。

炮兵阵地上，炮手们把炮弹一枚枚从弹药箱里搬出来，码放在炮位旁边，引信拧好，装药定好，只等开火的命令。

时间一秒秒过去，当分针精准地落在30分钟位置时。

武吉知马方向的南华军各式火炮、迫击炮的猛烈打击正式开始。

密集的各式炮弹所产生的巨大破坏力，远远超出了日军24旅团的预料，一座座看似无比坚固的防御工事腾空而起，瞬间被毁灭。

间杂着许血水、黄白之物和日军残躯肢体。

哪怕是混凝土修建而成的坚固工事，也有不少在巨大的105mm和155mm榴弹炮炮弹造成的巨大爆炸声中轰然倒塌倾覆，蒸腾而上的尘土硝烟中，无数日军士兵军官肢体横飞。

六点半，炮声还未停歇，嘹亮的冲锋号和南华士兵们惊天动地的喊杀声已经骤然响起。

枪炮声成了这座岛最近最新的背景音。

不分昼夜，不分远近，像远方的闷雷，滚过来，滚过去，永远不停。

黄婉晴站在自家三楼阳台的栏杆前，朝北边望去。

武吉知马的方向，天边时不时被炮火映亮一下，像暴风雨来临前的闪电，但比闪电更沉闷、更持久。

听说那是南华军和日军在争夺那座山。

黄婉晴扶着冰凉的大理石栏杆，指尖微微发颤。

她记得很清楚，去年这个时候，武吉知马的山径上还铺满了落叶。

她和教会里的几个姐妹，一边抱怨着这坡太陡，一边互相搀扶着往上爬。

在山顶那个小小的观景台，还能远远望见市区的高楼和港口的白帆。

那时候，风里是泥土和野姜花的味道。

现在，她看不见硝烟，但能闻见。

风从北边吹来的时候，空气里有一股淡淡的焦糊味，像是有人在远处烧什么东西，烧了很久很久。

“婉晴！别站那儿了，进来帮忙！”

母亲的声音从客厅里传来，带着一种强作镇定的急切。

黄婉晴转过身，走回屋里。

客厅的地板上摊着几只皮箱和藤编箱子，母亲和两个女佣正往里面塞东西。

衣服、首饰、细软、还有几本相册和书籍。

父亲站在电话旁，一只手叉着腰，另一只手握着话筒，眉头拧成一个疙瘩。

“对...对，我知道....但问题是船票，现在英国人现在只给他们自家人....”.

电话那头说了什么，父亲的脸色更难看了。

他放下话筒，站在那里沉默了几秒，然后猛地一拳砸在茶几上，茶杯盖子跳起来，发出一声脆响。

“爸？”黄婉晴走过去。

黄文定抬起头，看着女儿，努力挤出一个笑容。

他今年五十二岁，头发已经花白了大半，但保养得宜，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一些。

他是新加坡数得着的橡胶和锡矿商人，生意遍布马来半岛和荷属东印度，在华人商界算得上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但此刻，他的笑容里满是疲惫和无奈。

“船票的事，还在想办法。”他说，“英国人不肯给票，说他们只负责撤离英国侨民和欧洲人。日本人他们有军舰来接。我们华人……排在最后。”

排在最后。

黄婉晴听到这四个字，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

她不是不知道这个道理，在这个地方，华人的地位永远是排在最后的。

她从小就知道，英国人的俱乐部华人不能进，高级的住宅区华人不能住，连上学都要分“英校”和“华校”，好像皮肤的颜色就决定了人分三六九等。

但知道归知道，当“排在最后”这四个字从父亲嘴里说出来的时候，她还是觉得胸口发闷。

“那日本人呢？”黄婉晴问，“日本人凭什么排在前面？”

父亲看了她一眼，苦笑了一下：“因为日本人是英国人的盟友，现在正在和英国人一起打南华人。”

南华人？

也是华人呢。

他顿了顿，安慰着女儿：“不要担心，船票的事情我会解决的，爸在这边几十年，总归有些人脉的，英国人不给，我就去找法国人、找美国人、找日本人，找谁都要想办法把你送出去。”。

窗外又是一阵沉闷的炮声，比刚才更近了一些。

黄婉晴下意识地缩了一下肩膀。

客厅里，母亲已经把两个箱子塞得满满当当，正蹲在地上往第三个箱子里叠衣服。

她叠得很慢，叠好了又拿出来重新叠，像是在用这种方式分散注意力。

女佣阿芳和阿芳姐在旁边帮忙，两个人的动作都很快，但脸上的表情是木然的，她们不知道这箱东西会被带到哪里去，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跟着去。

现在整个岛上都是乱的，最开始英国人说新加坡绝不会有事，新加坡现在有着几万联军防守，绝对的安全。

大家想也是，毕竟好几万大军呢，又有海峡和军舰的保护，新加坡怎么会有事呢。

但现在呢。

黄婉晴走到窗边，拉开窗帘的一条缝，朝外面看了一眼。

外面的世界，和她记忆中那个安静、体面、井井有条的新加坡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乌节路上，汽车和牛车挤在一起，按喇叭的声音、喊叫声、孩子的哭声混成一片。

人们拖着箱子、背着包袱、抱着孩子，朝着码头的方向涌去。

有人插队，有人吵架，有人在路边摊开毯子坐着等，一等就是一天一夜。

街头巷尾传着各种各样的谣言，有的说南华军已经攻破了武吉知马，正在朝市区开进。

有的说日本人的军舰已经到达了新加坡港，正在接走所有的日本人。

有的说英国人要放弃新加坡了，所有的白人都在跑。

商店关门了，银行停业了，连警察局的人都不见了踪影。

街上偶尔有英国军队的卡车驶过，车上坐着的士兵们面无表情，步枪架在车厢两边，枪口朝外，像是在防备什么人。

黄婉晴放下窗帘，转过身。

“爸，如果我们走不了呢？”

黄文龙看着女儿，嘴唇动了动，没有说话。

“如果我们走不了，”黄婉晴替他回答了，“我们要留在新加坡，等南华军打过来吗？”

黄文龙的脸色变了一下。

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最终还是闭上了。

他走到女儿面前，伸手摸了摸她的头发，就像她小时候那样。

“不会的。”他说，“爸一定想办法让你走。”

黄婉晴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

她只是看着父亲的眼睛，在那双眼睛里，她看到了很多很多东西，有恐惧，有焦虑，有一个父亲对女儿的保护欲，但更多的，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深深的疲惫。

那是属于一个老南洋华人的疲惫。

几代人在这片土地上流血流汗，建起了橡胶园、锡矿场、商行、银行、学校，到头来，战火烧起来的时候，他们还是“排在最后”的人。

“爸，要是走不了了，我们就不走了吧”。

“怎么能不走，枪炮不长眼睛啊，南华那些人还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呢”。

战争开始，英国人控制的新闻便对着南华各种抹黑，说他们是暴徒，是趁火打劫的强盗，是受德国人指使的傀儡，是要把南洋变成地狱的疯子。

黄文龙在生意场上见过英国人，也见过日本人，他知道这些宣传里有水分，但他不知道水分有多少。

一个不知道的事情，才是最可怕的。

他这种富豪也怕，这副身家来之不易，从祖父那辈算起，三代人的心血才攒下这点基业。

历史上太多这种例子了，乱世最是无情，一旦兵灾四起，再厚的家底也挡不住乱兵劫掠、战火焚城。

英国人自顾逃命，军纪松散的殖民驻军早已无心管束地界，街头流民四起，人心惶惶，真等到大军攻入城内，钱财、商铺被抢、宅院被占都是常事。

他不敢赌，也赌不起。

可乱世之中人心各异，有人惶惶避祸，便有人满心期许，热切盼着南华军早日入城。

英国人在马来亚实行的是典型的“分而治之”策略，华人在这片土地上付出了几代人的血汗，却始终被当作“过客”和“二等公民”。

即使到了后面，华人在这片土地上很难获得平等的公民身份。

即便华人的商行开遍了海峡两岸，即便锡矿和橡胶园养肥了整个大英帝国的远东贸易，华人在这片土地上却依然很难获得平等的公民身份。

他们可以发财，却不能持枪，可以纳税，却不能参政。

英国殖民当局对华人的戒心一直没有放下，而这种猜忌在辛亥革命与南北二华两国的建立后更是达到了顶峰。

再加上英国人极度忌惮华人的凝聚力，因此对华文教育进行了系统性的打压。

殖民政府通过一系列教育政策，企图以英文媒介教育取而代之，甚至多处搜查华校、削减华文学校津贴、开除师生。

这种对母语和文化的扼杀，彻底激怒了华人社会有识之人的怒火。

外部世界的政治风云，极大地加速了马来亚华人的政治觉醒。

尤其以华文学校学生为主体的青年华人群体为主。

这群少年读过书，通晓事理，自幼便知同族同胞所受的种种不公与欺压。

他们看着故土文化惨遭打压，看着同族之人处处受辱，看着自己的父兄在码头上被白人水手打骂却不能还手，看着自己的母亲在市场上因为不会说英语而被白人太太呵斥。

这些画面像钉子一样钉进他们的记忆里，从七岁钉到十七岁，从小学钉到中学，越钉越深，越钉越痛。

他们读书，读得越多，越会反思为什么。

因为华人弱啊。

因为甲申国难，华人便已经没落了。

没有一个强大的华人国家在那片土地上站着，任何人都能欺辱他们。

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海外华人纷纷捐款支援中国抗日，不是因为他们对北方那个积贫积弱的故国还有多少幻想，而是因为他们太需要一个“华人说了算”的地方了。

哪怕那个地方远在天边，哪怕那面旗帜他们从未亲眼见过，只要有一个华人自己的国家在那片土地上站着，他们在南洋的腰杆就能挺直一寸。

没有后世的中国，所有的亚裔都要永远在西方人面前低头，日韩即便再繁华，也只是棋子而不是棋手，新加坡只是个花园。

就这么个道理，亚裔的底气在中国，没有后世的中国，谁会看得起亚裔。

华侨中学的教室里，门还开着。

学校已经停课了，大部分学生被家长接走了，剩下的人也不多，但留下的那几个，没有一个在收拾行李。

他们围坐在一张课桌旁边，桌上摊着一张皱巴巴的手绘新加坡地图。

“武吉知马在这里，”陈少白的手指在地图上点了一下，“市区在这里，南华军拿下武吉知马之后，顺着这条路就能进城。”

郭宁看着地图，眉头皱着：“南华的军队能打进来吗？”

“肯定能打进来”。陈少白说。

“现在英国人都已经乱了，上层都在跑，要是能守住，不可能这样”。

说话的口气像是在分析一道数学题，平静得不像是在讨论一场正在逼近的战争。

但他们的心跳都比平时快，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紧张。

一种等了很久、终于等到紧要关头的紧张。

“要是南华军真的打进来了，”郭宁他抬起头，看着陈少白，“我们是不是就成了一个华人国家的华人了？，我们就不是二等公民了？”

“嗯，对！”

陈少白回答得很坚决，眼中一团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