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不列顛信風（一）
有關歷史的不可顛覆的偶然與必然性結果辯論中，我們一直在尋找導致這種偶然或必然性結果發生的某些蛛絲馬跡。
不列顛英語民族在近代只用了兩百多年時間就統治了大半個地球，在今天看來，似乎是一場復雜的公式解算過程，中間充滿了太多幸運、蹊蹺、血腥、算計與陰差陽錯。但不可否認的是，不列顛民族本身的地域民族性與社會精神，與同為歐洲濱海國家的西班牙、葡萄牙以及法蘭西相比，有著截然不同的細節。
首先，是人口問題。
16世紀開始到17世紀初，歐洲進入了一個社會自我整頓與對外探索求知階段，大規模的歐洲內部戰爭的發生頻率降低到中世紀以來的最低點，大多數時間里都和平安定的英格蘭本土，更是出現了一個持續百年的人口增長高峰期。
用現在的科學尺度來看，英格蘭自16世紀以來的人口增長似乎沒啥了不起，但和同期的其他歐洲國家相比，卻是一個高速增長的過程，17世紀初，拋開還不屬于未來大英帝國政治版圖的愛爾蘭和蘇格蘭不計，英格蘭本地人口就突破了420萬，人口密度大大超過同期的其他歐洲國家。
初步興起的城市化，導致倫敦等英格蘭大城市人口壓力劇增，各行各業都人手多余。相安無事的生活無法保障，游手好閑的失業者和小偷流氓導致倫敦的監獄人滿為患。英屬北美時期馬薩諸塞灣殖民地的創始人，約翰.溫思羅普在日記里曾抱怨：“所有的村鎮都在抱怨窮人們所造成的負擔。”
16世紀末開始蔓延全球的小冰河氣候，外加國內人口的激增，使社會問題顯得更加突出，打17世紀初開始，就堅定著英格蘭向海外移民的決心。
一百多年后，一位名叫馬爾薩斯的牧師出版了一本《人口原理》的小冊子，闡述了關于人口膨脹和國家經濟的矛盾關系，提出了讓人毛骨悚然的“馬爾薩斯陷阱”人口理論：
和平的經濟發展環境必然帶來人口的提升,人口的增加反過來又必然稀釋人均資本占有量，并進而使人均產出繼續維持在一個較低水平。人口增長是按照幾何級數增長的，而生存資料僅僅是按照算術級數增長的，多增加的人口總是要以某種方式被消滅掉，可以是瘟疫，可以是饑荒，可以是戰爭，也可以是其他……
不得不說，英格蘭人在17世紀開始的“高瞻遠矚”的對外大規模殖民活動，讓英格蘭人未雨綢繆地繞過了馬爾薩斯陷阱，并在之后的兩百多年里讓不列顛人后裔布滿了整個地球。
另一個方面，從16世紀開始萌發的德意志地區的宗教改革運動，也勢不可擋地進入了不列顛島，打破教會陳舊繁腐的社會約束，尋求自由信仰與思想解放。以清教徒為代表的不列顛新教徒與英格蘭統治者的矛盾，已經不僅僅局限于宗教層面。
1603年，清教徒向當時的英格蘭詹姆斯一世國王提出了《千人情愿書》，在當權者眼里，太多“自以為是的理念”是不可容忍的。詹姆斯一世聲稱，如果清教徒不順從，就把他們統統趕出國外。
高壓政策下，清教徒們只能離開家鄉，漂泊到荷蘭，可惜的是同樣信奉新教的荷蘭人卻嚴格限制了英格蘭人的從業范圍，導致失望的英格蘭清教徒又只能成群結隊地遷徙到新大陸尋求建立符合他們政治理想的移民區。
可以說，在17世紀初的英格蘭對外移民行動中，宗教因素起到了至關重要的決定性作用。
第三個方面，大概就是老生常談的經濟問題。
公開資料記錄，早在16世紀中期，英格蘭的國內市場就已飽和，又隨著越來越多的來自東方的超廉價紡織品涌入歐洲，英格蘭人引以為榮的不列顛呢絨等毛紡織品的出口量開始慘不忍睹，國內的紡織產業更是雪上加霜。金融市場陷入混亂，英格蘭的經濟自“圈地運動”紡織業大發展后進入了衰退期。
不管是排擠他國商人，還是對本國商人實行優惠，再或者又如“回檔”一樣強制把牧場又還原為農場，限制羊毛紡織品生產，英格蘭人從上到下都試圖從內部解決問題。
但無論是英格蘭貴族還是商人們都深知，只有開拓新的國外替代市場和經濟增長點才是根本的解決方法。
16世紀伊始，英格蘭的國家動員、組織和控制能力，已經明顯增強，具備了支持對外殖民擴張的強有力的國家條件。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冒險家和商人們，從新世界殖民地源源不斷地運回大量財富，這種暴發戶式的國家發展不能不令英格蘭王室羨慕嫉妒恨，有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巨大示范效應，英格蘭的對外探險和殖民活動也就不可阻擋了。
北美和英格蘭在地理位置上相距較近，又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勢力未及的地區，對英格蘭的殖民活動具有多種便利，英格蘭人同樣指望在那里獲得金銀礦藏。
英格蘭人更看到了北美殖民的巨大潛力，利用殖民者改造印第安人，就會為英格蘭提供一個極大的消費市場。
另外，從北美極地還“有可能”隱藏著一條繞向亞洲的通道，這條在后世看來完全就是異想天開的北極通道在當時人們的幻想中可以說是一條“致富之路”。從遠東獲得財富也是英格蘭人的夢想，從而在和其他歐洲國家的競爭中占據優勢。從戰略方面看，英格蘭人在北美建立殖民地，對于抗衡歐洲諸強具有難以替代的價值。
由于北美新大陸具備如此這般難以抗拒的種種巨大吸引力，使英格蘭王室和政府也采取了諸多鼓勵政策促使民眾向北美遷移。
可以說，經濟問題，是英格蘭17世紀北美移民的根本性原因。
最后一個方面，就顯得有點玄乎了，就是英格蘭人的民族特性。
通常情況下，面對各種社會壓力，人們應該不止一種應付辦法。許多時候，人群也許根本不會選擇遠走他鄉來擺脫貧困或迫害。
但大量的英格蘭人則選擇了不惜冒著生命危險去北美新大陸尋求活命的機會，從這點上看，也許可以肯定和英國人的性格特點和遷徙習慣有著極大聯系。
從歷史的長期片段中可以看出，不列顛諸島的居民并非安土重遷、固守本分的人，他們早在17世紀以前的漫長歲月里，就已經習慣于通過遷徙來尋求機會和謀取生活環境的改善。
英格蘭社會很早就存在活躍的人口運動，而尤以16到17世紀為盛。少有的幾份17世紀英格蘭社會學家的文獻記載，在一個世紀里，英格蘭本土僅有16的家庭仍然留在原來居住的村鎮，而早在北美殖民運動興起之前，就有大批的英格蘭人移居愛爾蘭島，把愛爾蘭人欺負得屁滾尿流。
至于遷居到更加遙遠的北美新大陸，對早已習慣遷徙的英格蘭人來說，只是純粹的距離上的差別而已。而且英格蘭人的遷徙習慣，使他們的殖民地政策也和相對封閉的其他歐洲殖民地有所不同，面對來自其他歐洲國家的移民也是敞開門戶。
由此以來，不列顛英格蘭人種帶有的明顯混合性，其混合程度遠遠高于德意志人、荷蘭人或法國人，從這個意義上說，不列顛英格蘭人的人口運動更是立體多向的，這種民族特征對移民運動產生著內部的推動作用，為英格蘭人的殖民活動又增加了一個重要的砝碼。
蘇子寧從沉思中回過身，慢慢拿起了咖啡杯，送到嘴邊的同時，偷偷打量著對面不遠肅然端坐的英格蘭王國弗吉尼亞公司（倫敦公司）的代表。
亞速爾群島的海風從半開的窗戶中吹進會客廳，但依然沒有驅散房間里的悶熱。會談現場依然很安靜，主客雙方都保持著一種奇特的沉默，似乎前一個小時的爭論已經讓所有人精疲力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