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一十一章 國策
“后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后人而復哀后人也。”
奉天殿內，姜星火并沒有急著解釋這幾個名詞的意思，而是認真看向殿內的高官們。
“任何變法都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脫離實際情況去分析總結經驗教訓，就如同刻舟求劍一般，是不符合客觀規律的。”
“那么請問諸位，王安石變法為什么要搞青苗法和市易法？這兩個針對國內市場的法，基礎是什么？只有搞明白這兩個問題，我們才能以史為鑒，看清楚眼下的大明到底需不需要變革國內商業，還是說繼續在國內保持重農抑商的政策.海禁的解除與海外貿易的開放，與國內的商業政策并非是捆綁的，如果沒有必要性，那么大明國內完全可以如黃尚書所說，繼續保持重農抑商的現行政策。”
姜星火的退步，讓黃福覺得有些不可思議，或者說，黃福對姜星火如此自信，頗為不解。
海外貿易重農抑商的國策組合是否可行？
當然是可行的，對外貿易不代表讓國內也充分貿易，雖然有點奇怪，但在短時間內，無疑是能保持住雙軌制的。
當然了，如果時間線拉長，那么這種雙軌制定然是不可行的，因為海外貿易的充分展開必然會帶動國內貿易，到時候重農抑商就維持不下去了。
因此雖然姜星火出現了意料之外的讓步，但黃福并不覺得姜星火是真的在為了順利推行變法而做出妥協，反而是某種胸有成竹的表現。
這時候反倒是魏國公徐輝祖開口答道：“王安石變法，之所以采用青苗法和市易法，基礎應該是北宋國策，這點臣讀史之時，倒是有些心得。”
“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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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棣有些意外地看了看這位馬上要滾蛋去北邊的國公，問道：“魏國公有見解，不妨仔細說說。”
這就是打算讓武臣也發言一下了，畢竟剛才都是六部尚書在發言，而在明初這個時間節點上，其實武臣勛貴在朝堂中的力量和話語權，是不弱于、甚至可以說超過文官集團的。
“臣斗膽。”
被皇帝允許后，徐輝祖自然要表現出忠君愛國的態度來，畢竟他和朱棣這個妹夫的關系可說不上好
徐輝祖站起身來拱手行禮，隨即侃侃而談：“臣以為，王安石變法的根本，都在于北宋政權推動的‘不立田制’與‘不抑兼并’兩大國策。在宋朝以前，便如夏尚書所言，靜態的理財術，無非是‘整頓’和‘節流’這兩個手段，而其中的‘整頓’，便是清查田畝，調整田制，然而北宋繼承了晚唐以來的兩稅法制度，國家收稅收的是田地的稅，而具體某一塊田地歸誰，國家并不在乎這一點，對于國家來說，只要田地的主人按時足額繳稅，那么愛歸誰歸誰正因如此，北宋干脆徹底放開了田地交易的限制，不再確立某種類似于井田制、均田制之類的制度來維持稅基，而是完全按田收稅，不在乎田地性質和歸屬。”
“如此一來，田地其實就成了一樣商品？”朱棣似乎明白了過來。
“便是如此。”
徐輝祖繼續道：“田地成了合法商品，而田地買賣就變得頻繁了起來，人口不再像過去那樣，完全地依附于田地，這樣一來田地上農作物也跟著開始變成了商品，什么農作物在市場上賣得好，田地的主人就會種植什么，而這也就成了青苗法的基礎若是在北宋以前，一塊田地種什么，經常是幾代人都不變的，如果不遭災，很容易產生儲備，北宋以后，農人則經常會考慮更換田地里的農作物，而一旦賠本，下一年購置種子就會捉襟見肘。”
朱棣又get了一個新知識點。
他也讀過史書，但倒是真不知道青苗法與北宋的田地商品化有關系，想都沒往哪里想，如今仔細想來倒是確實有些蹊蹺為什么北宋以前就沒人搞青苗法？若是說常平倉，但常平倉是直接放糧食調節的，也就是所謂的“貴量減市價糶，遇賤量增市價糴”，并非是以貨幣形式，也就是“青苗錢”來放貸。
如果百姓真的需要的是小麥或者水稻的種子，直接放種子就好了，何苦還要讓百姓拿著錢再去買小麥和水稻種子呢？
答案自然是隨著田地商品化的進程加快，田地里的農作物開始追求經濟利益，不一定都種小麥、水稻等主食了，而是根據市場上的需求和價格來種植，所以才需要錢來買，而不是直接需要最常用的種子。
否則的話，青苗法難道真的是因為北宋就這么倒霉，年年災害，年年百姓青黃不接，都得向人借錢？
“市易法呢？”
這時候魏國公徐輝祖反而不說話了，曹國公李景隆接過話來：“市易法的根子，其實也在北宋國策上，只不過不是‘不立田制、不抑兼并’的國策，而是‘四民皆本’。”
在場一共四名五軍都督府的武臣，也是未來的上將們，但顯然，上將之間亦有差距。
淇國公丘福和成國公朱能，雖然打仗可能會比曹國公、魏國公厲害，但在其他方面，那就是完全的天差地別了.靖難勛貴里95都是中下級軍官出身的實戰派，四年前丘福是千戶、朱能是副千戶，沒有靖難這檔子事，他倆一輩子都爬不到公侯伯的位置上，更遑論進五軍都督府了。
所以指望他們能有多少文化造詣，那實在是難為人了，這東西對于武臣來說，沒有兩代人是養不出來的.當然了，如果養出來了，對武臣來說也未必是好事，因為武臣的本職工作就是打仗，而培養文化素質，第二代人或許還能打，到了第三代，基本就開始走下坡路。
畢竟，文武雙全也太難為人了。
這種議論國家大政的場合，誰沒文化誰尷尬，反正李景隆是不尷尬的。
李景隆繼續說道：“所謂四民皆本，便是說古有四民：曰士、曰農、曰工、曰商。士勤于學業，則可以即爵祿；農勤于田畝，則可以聚稼穡；工勤于技巧，則可以易衣食；商勤于貿易，則可以積財貨.此四者，皆百姓之本業，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易之者也，若能其一，則仰以事父母，俯以育妻子，而終身之事畢矣。”
“北宋取消了過去之前延續了上千年的、對于商人在各方面的歧視，也取消了坊市制度，商人可以在市場里的任意時間進行交易，只要給國家交稅就行，這就造成了北宋商業的高度繁華。”
“當然了，為了收稅，北宋制定了嚴格的律法，不允許對商人進行勒索，北宋的商業環境也是有史以來最好的，不僅有專門的官吏管理交易市場，而且禁止缺斤短兩，每個市場都有統一的度量衡參考，并且官府保護私產。”
這時大皇子朱高熾插話道：“元初有學者馬端臨曾言：古人之立法，惡商賈之趨末而欲抑之；宋人之立法，妒商賈之獲利而欲分之。”
“那北宋朝廷為了分商賈之利，想來商稅一定很重？”三皇子朱高燧也問道。
“非也。”
理財專家、戶部尚書夏原吉解答道：“大明是3，北宋是5。”
“拉弗曲線。”
半天沒說話的姜星火忽然道。
“拉什么弗？”
“拉弗曲線”，現代經濟學的重要概念之一，在姜星火前世，由美國供給學派代表人物阿瑟·拉弗提出，并且作為美伶宗里根的經濟顧問，為里根政府推行減稅政策出謀劃策，里根經濟學的基礎原理之一，就是減稅這一招，非常管用。
通俗的說，拉弗曲線描繪了國家的稅收收入與稅率之間的關系，當稅率在一定的限度以下時，提高稅率能增加國家稅收收入，但超過這一限度時，再提高稅率反而導致國家稅收收入減少.聽起來很奇怪，但實際上道理很簡單。
因為較高的稅率將抑制經濟的增長，使稅基減小，稅收收入下降；反之，減稅可以刺激經濟增長，擴大稅基，稅收收入增加。
所以在某些情況下，想要增加國家的財政收入，課以重稅并非是一個好選擇，相反，降低稅率反而會起到刺激經濟活躍，增加財政收入的效果。
姜星火給奉天殿內的眾人大概解釋了一下“拉弗曲線”的道理，讓剛才腦子里只有加稅、加稅、超級加倍！的朱棣大概弄明白了，原來拔毛不是越狠越好，得細水長流。
“所以王安石搞市易法，便是因為北宋的商業足夠發達，商人足夠多，交易量足夠大，就如同青苗法一樣，北宋的兩條國策‘不立田制、不抑兼并’、‘四民皆本’，才是根源所在。”
“大明有這個基礎嗎？”
答案是顯而易見的，當然沒有！
田地制度上，大明實行魚鱗冊、黃冊的“雙冊”制度；商業政策上，大明執行嚴格的“重農抑商”政策。
這兩種政策，幾乎是與北宋截然相反的。
朱棣問道：“那國師以為，大明同樣也要‘不立田制、不抑兼并’、‘四民皆本’嗎？”
聽聞此言，就連一直默默地當隱形人的內閣眾人也停下了手中的筆，認真以待。
“不能！”
姜星火嚴肅地答道：“王安石變法給我們的變法，提供了最直觀的參考樣本，而從中得出的經驗教訓就是，田地制度絕對不能貿然改變！”
聽到這句話，內閣眾人松了口氣，黃福、蹇義也放下了心里的大石頭。
魚鱗冊、黃冊的“雙冊”制度雖然有種種弊端，但卻是大明朝廷控制人口和土地的最重要政策手段，如果這都要改，那顯然是天都得塌了。
“姜星火雖不算老成謀國，但這一點倒還穩重。”兵部尚書茹瑺看著姜星火，心頭暗暗道。
雖然他是跟著皇帝的態度走的，但茹瑺的心里并不是特別地支持變法，在茹瑺看來，不胡亂折騰就是最好的，如果姜星火連田地制度都打算動，那就是真的動搖國本的事情了，哪怕是茹瑺，也不得不違背皇帝的態度直言勸諫。
聽到不動田地制度，朱棣也很滿意。
別的都好說，動搖不了國家根本，但田地制度這種東西鬧不好，是真的會搞的江山傾覆的.王莽的例子還不夠鮮活嗎？
“但四民皆本，卻是要以加以借鑒的，因為這直接關系到了剛才說的第二要務，也就是通過對市場的挖掘來獲得經濟收入，充分活躍國內市場。”
姜星火頓了頓才繼續說道：“不管是王安石變法還是我們的變法，核心目標就是快速改善國家的財政情況，并且最好是不留隱患地改善.那么天下田地總量有限就意味著農業稅有限，大明每年能收上來的農業稅是一定的，所以我們要看向商業能為國家提供的稅收，也就是國內商稅和海外貿易，海外貿易方才已經分析過了，姜某要說的，便是我們如何吸收王安石變法在商業上政策失敗的教訓，以及王安石到底失敗在了哪里，我們要怎么做，才能讓商業上的變法成功，從而讓國家的財政實現快速增長。”
姜星火的目的當然不是讓大明財政快速增長，讓朱棣有花不完的錢去建立千古一帝的功業，事實上，不知不覺間，姜星火已經把邪龍破殼而出的最重要條件深埋了下來。
“方才說了，王安石的方向是對的，確實要用動態的眼光看問題，國家要用動態的理財術但王安石選擇的路是錯的，因為有幾樣活躍市場的東西他不懂，也就是我所說的產權基礎、中央銀行、商業錢莊、公司制。”
“產權基礎是什么？”朱高煦適時問道。
“商業交易的最重要條件是什么？”姜星火反問道。
“公平交易？”
“不。”
姜星火搖了搖頭，說道：“最重要的條件是——財產私有。”
“如果你的財產隨時可能會被剝奪，那么就算你公平交易，又有什么用的？或許下一瞬間，你的財產就不是伱的了。”
這里要說的是，姜星火最想實現的，當然不是財產私有，而是相反的一條路，但基于目前15世紀的具體時代條件而言，顯然是先搞財產私有，把邪龍孵化出來更為靠譜一點，畢竟歷史是螺旋上升的嘛。
但是這一點，卻并不算出乎意料地引來了一片沉默。
原因也很簡單，這一個名義的問題。
從名義上講，在封建皇權時代，“朕即國家”。
整個大明的一切，從法理層面，都是大明皇帝的所有物，個人不存在私產。
皇帝一般不會派人沖進你家，把你的家里的財產充公，但皇帝毫無疑問有隨時、隨地、隨意、隨人地行使這樣權力的法理依據，這也是皇權至高無上的重要的表現。
如果承認財產私有，那就意味著對皇權的破壞，這是朱棣這個皇帝，乃至他身旁的皇子和國公們所不能接受的，因為他們的權力，從根本上講，都源自于皇權。